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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死亡抒情诗要求读者自主参与倾听、阅读、记忆和思考，从而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主动积极地为自己进行‘死亡心理建设’。”
原文作者 | 包慧怡
《中世纪星空下》
作者：包慧怡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5年8月
死亡及其不可避免性是存在于中世纪人心灵后景和集体意识中的重要事件。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万民四末”（Four Last Things）——去世、审判、天堂、地狱——的持续关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中世纪节日历法、宗教仪式、建筑空间、 绘画雕刻的发展，并渗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中古英语写就的抒情诗中有大量以死亡为题材的杰出诗作。它们大多作于12至15世纪，被保存在汇编年代稍晚于创作年代的羊皮或牛皮手抄本中。它们时常在中古英语之外夹杂 拉丁文或者盎格鲁—诺曼法语短句，并在修道院之外的平信徒俗众（laity）——它们的首要目标读者——之中广为流传。它们被统称为中古英语“死亡抒情诗”（death lyric）。
中世纪英国社会动荡，战事频繁，医疗水平不高，人口平均寿命普遍低下，尤其在14世纪的数次黑死病大暴发后——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在大约四年内夺走了当时欧洲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死亡更是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无人幸免的、 随时可能降临的威胁，实实在在地潜伏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多数中世纪英国人提供关于死后可能境遇的信息的基督教，必然需要背负起提供死亡心理建设，也就是帮助平信徒为告别尘世生命做好心理准备的重要职责。
传统上，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至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一般通过圣餐、忏悔—赎罪、临终涂油等制度化的圣礼仪式来提供这套帮助。但随着中世纪盛期和晚期教会的滥用权力和内部腐败越来越公开化，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官方死亡心理建设（以赎罪券的贩卖为典例）逐渐不复以往的权威，越来越难满足大多数人消解死亡恐惧的精神需求。12至15世纪间（尤其是14世纪后）大量出现于民间非教会编订、非修道院制作背景的手稿中的“死亡抒情短诗”可谓应运而生。
这部分手稿包括个体游方僧的布道手册和匿名平信徒诗人的文集等，其中收录的死亡抒情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大多数民众日常使用的中古英语，而非教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辅助记忆的分节与韵律、生动而有效的训诫，集中回应了普通人对生前道德抉择以及死后灵魂归属的深度焦虑。它们是我们了解中世纪英格兰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的珍贵一手材料，也是中世纪英国本土俗语（vernacular）诗学和修辞学传统的重要研究对象。下文将中古英语死亡抒情诗按照中世纪文学中通用的主题（topos）分为四大类，通过对中古英语原文的训诂、翻译和细读，着重考察这四类死亡抒情诗中各自主题的呈现、演绎与嬗变。
“死亡之舞”，15世纪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世纪星空下》内文图。
“畏惧死亡”主题
“畏惧死亡”（timor mortis，直译“对死亡的畏惧”）或许是中古英语死亡抒情诗中最常见的文学主题，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心理基调。该拉丁文短语出自教会礼仪中的亡者日课（Office of the Dead）祷文，完整句式是“对死亡的畏惧击溃了我”（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在诸多中世纪颂歌体（carol）死亡抒情诗中，这个短句时常以叠句（refrain）或副歌（burden）形式出现在每节诗的末尾。比如在中古英语诗人约翰·奥德莱（John Audelay）晚年所写的一首长颂歌《畏惧死亡，哀悼罪过》（“Dred of Deth，Sorrow of Syn”）中，就直接将它用作贯穿全诗的叠句。该诗写作时间大约为15世纪20年代，当时年迈的诗人已又聋又瞎，流传下来的手稿极有可能是他人听写的成果：
当我体弱，病中平躺，
内心哀伤，泪眼婆娑，
我满怀悲恸地写下这首歌——
基督的受难赋予我力量：
圣母帮助我！耶稣怜悯我！
对死亡的畏惧击溃了我。
（第45—50行，包慧怡译）
像这样主体为中古英语，部分夹杂拉丁文（有时是古法语，即作为中世纪英格兰宫廷书面语言的盎格鲁—诺曼法语）的诗作被称为“马卡龙诗”（macaronic poem），这种法式甜点（夹心杏仁蛋白小圆饼）形象地反映了中古英语抒情诗经常夹带双语，甚至三语文本的语言特点。奥德莱的这首“马卡龙诗”表现了一个普通中世纪英格兰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平信徒——最典型的死亡焦虑，同时也是一种信仰焦虑：不仅要担心此世生命终结时死亡带来的痛苦，还要操心死后灵魂的何去何从。这也是文森特·吉莱斯皮所谓中世纪版本的“存在之焦虑”，一般在神学和文学文本中被称作“三件伤心事”（Three Sorrowful Things）：死亡的必然性，死期的不确定性，死后灵魂的命运。下面这首匿名中古英语短诗完美地概括了这三重焦虑：
每当我想到那三件事情，
我就再也无法感到欢欣：
第一件事：我必将死去，
第二件事：我不知何日将死，
第三件事最令我焦心：
我不知道死后将往何处去。
在大量类似的中古英语死亡抒情诗中，死亡正是以这“一个必然，两个未知”的三重恐怖出场，而这些诗也成为一种以文字形式直白出现的“死亡预警”：在对黑死病的记忆仍无比鲜活的两三个世纪中，提醒人们时刻关心灵魂的归宿，并通过生前及时行善和始终虔诚的信仰为来生累积福祉。为了更好地起到教化作用，并方便往往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广大教化对象记忆，这些中古英语诗行经常简明扼要，以朗朗上口、便于背诵的尾韵写就，并且作为修士或游方僧布道内容的一部分，被安插在更长更完整的布道手册中。比如下面这首约写于1375年的短诗片段就被保留在约翰·格里姆斯通（John Grimestone）修士的布道笔记本中——我们把类似这样用于辅助布道的韵文片段亦归入广义的中古英语死亡抒情诗中：
死亡（Mors）：
它是痛苦，之于人的心灵；
它是确凿，之于人的境遇；
它为我们所有人分派结局。
通过敦促人们认清死亡这一强敌“一个必然，两个未知”的基本属性，上述这类“畏惧死亡”主题的抒情诗在俗语文学语境中迈出了帮助俗众完成死亡心理建设的第一步。
15世纪法国时辰书中的“死亡提醒”页，纽约摩根图书馆馆藏。《中世纪星空下》内文图。
“鄙夷尘世”主题
“鄙夷尘世”（contemptus mundi）是一个贯穿古代晚期至中世纪晚期的核心文学主题，以此为主题的拉丁语和俗语诗作都被归入“鄙世诗”的行列。拉丁文传统中，“鄙夷尘世”主题在古代晚期的哲学代表作是波伊提乌斯的6世纪散文名著《哲学的慰藉》，在早期教父传统中的代表作是6世纪里昂主教尤基里乌斯（Eucherius of Lyon）的书信《论对尘世的鄙夷》（De Contemptu Mundi），在中世纪神学家作品中的典例则有12世纪贝尔纳（Bernard of Cluny）的同名讽喻诗《论对尘世的鄙夷》（“De Contemptu Mundi”），以及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的12世纪散文《论人类境遇之悲惨》（De Miseria Humanae Conditionis）等——后者曾被乔叟翻译成中古英语，但译本已失传。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母题，以它为标题或主旨的作品聚焦于俗世生命和人世荣华富贵的必朽性，认为个人生前拥有的一切都是虚空中的虚空，其中一个可能出自波伊提乌斯的著名句式，后来单独演变为一个诗歌子题：“今何在”（ubi sunt）。在英语文学传统中，早在9世纪或者更早，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匿名诗人就已在《流浪者》（“The Wanderer”）这首雄浑悲壮的古英语挽歌中回应了这一子题：
骏马们去了哪里？(Hwær cwom mearg?）骑士们去了哪里？财富的分发者去了哪里？
盛宴上的宝座去了哪里？厅堂里的欢愉今何在？(Hwær sindon seledreamas?）
呜呼，闪亮的杯盏！呜呼，穿锁子甲的武士！
呜呼，王公的荣耀！那时光如何逝去
隐入黑夜的荫蔽，仿佛从不曾存在！
（《流浪者》第92—96行，包慧怡译）
与《流浪者》同样收录于《埃克塞特之书》（Exeter Book,成书于10世纪，已知保留最多古英语文学作品的抄本）的其他古英语诗歌中——譬如《废墟》（The Ruin）、《航海者》（The Seafarer）、《戴欧》（Deor）以及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的片段——都可以找到对“今何在”子题的动人演绎。而它最著名且完整的拉丁文演绎出现在约写于13世纪的一首饮酒诗中。该诗原题为《论人生苦短》（“De Brevitate Vitae”），更广为人知的标题是它配乐版的首句《让我们尽情欢愉》（“Gaudeamus Igitur”），这首欢乐的歌谣是许多中世纪和近代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必唱曲目：“让我们尽情欢愉/趁青春年少/快活的青春逝去后/忧愁的老年逝去后/土壤会吞噬我们/那些在我们之前来到此世的人/今何在？”此外，13世纪中古英语抒情诗《先来之人今何在》（“Uuere Beþ Þey Biforen Us Weren”）亦以几乎原封不动的句式，非常直接地继承和处理了这一子题。它的第一节如下：
先来之人今何在？
那些牵着猎鹰和猎犬，
并占有田野和树林的人？
闺房里的富家千金们，
发辫里佩戴金饰
脸蛋儿明艳无比……
中古英语死亡抒情诗中关于“鄙夷尘世”主题的杰作，当推只有一份手稿存世的短诗《当土壤成为你的塔楼》（“Wenþe Turuf Is Þi Tuur”，以下简称《土壤》）。该诗手稿今藏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MS 323, fol. 47v），约编写于13世纪下半叶。学者们根据其较小的开本和有多名誊抄员参与缮写的痕迹，认为它极有可能是由游方僧团体而非修道院编纂，主要功能是供修士们在布道中使用。《土壤》在形式上是一首准挽歌体，但挽歌的庄重句式和哀伤氛围又与“死后”（post mortem）或曰“尸检式”的庸常细节形成对照，在短短六行内产生一种可怖的戏剧张力：
当土壤成为你的塔楼，
当坟墓成为你的闺房，
你的肌肤和你雪白的喉
都将交付蠕虫去享受。
到那时，整个尘世的欢愉
对你又有什么帮助？
《土壤》与前文所引《先来之人今何在》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同样在俗语文学传统中，同样在口口相传的抒情诗文体中，《土壤》以一种更含蓄却也更严酷的口吻传递“今何在”子题背后的道德讯息：“到那时，整个尘世的欢愉/对你又有什么帮助？”这也是本诗适宜出现在训诫和布道语境中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虽然《土壤》处理的是普世语境下死亡的庸常，它使用的核心意象却都具有宫廷文化背景：“塔楼/钟塔”（tuur）与“闺房/卧室/内室”（bour）都是典型的城堡建筑组件，而第三行“你的肌肤和你雪白的喉”（Þy wel and þiwite þrote）虽未用人称代词区分性别，却暗示“你”很可能是一位生活优渥的贵族女士。这些宫廷文化元素几乎是拉丁语文学传统中“尘世荣光”（gloria mundi）的缩影，而它们与“土壤”“坟墓”和“蠕虫”的紧凑并置所产生的修辞效果，让人倾向于相信该诗行文表面上的“高古风格”实际上旨在戏仿或反讽。
这也将我们引向《土壤》通篇回应的另一个盛行于宫廷文学和骑士罗曼司的传统子题：“塔楼/闺房里的少女”（Damsel in the Tower/Boudoir ）。“塔楼”“闺房”“肌肤”“雪白的喉”属于现在，“土壤”“坟墓”“蠕虫”则属于必将莅临的将来。而“塔楼”与“闺房”可被想象的宽敞舒适与“土壤”和“坟墓”的肮脏逼仄在短短两行诗中亦构成剧烈反差，使这首短小精悍的“鄙世诗”同时沿着“道德—时间”轴和“道德—空间”轴运作，如咒语般令读过的人过目不忘。《先来之人今何在》和《当土壤成为你的塔楼》这类“鄙视尘世”主题的死亡抒情诗不吝笔墨地刻画贵族生活的荣光，只是为了更尖锐地凸显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现实，并为那些持有死亡遥不可及、现世欢愉永存之幻觉的人敲响警钟。帮助俗众认识到死亡绝对公平，且人死带不走任何财富和荣耀，可以说是中古英语抒情诗参与俗语语境中的死亡心理建设所迈出的第二步。
15世纪弥撒书中的“地狱之口”，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藏。《中世纪星空下》内文图。
“死亡征兆”主题
当我双眼蒙眬，
当我双耳失聪，
当我鼻梁冷却，
当我舌头打结，
当我皮肤起皱，
当我双唇变黑，
当我嘴巴咧大，
当我口水流下，
当我头发脱落，
当我心脏悸动，
当我双手颤抖，
当我双脚僵硬——
一切都太迟了，太迟了，当棺材已到大门口。
然后我会坠落，
从床上落到地上，
从地上落到裹尸布，
从裹尸布落到棺材，
从棺材落到墓穴里，
然后墓穴被封上：
于是我的房子造在了我的鼻尖上：
而我把这世界看得一文不值。
《当我双眼蒙眬》（“Whanne Mine Eyhnen Misten”）是又一首约写于13世纪的匿名死亡抒情诗，其涉及的中世纪思想和文学母题比《当土壤成为你的塔楼》更为多样。这类聚焦于“垂死的肉身”的抒情诗与中古英语中关于基督受难的抒情诗（Passion lyric）不乏类似之处：两者都旨在通过浓墨重彩的感官描述，引导一个普通中世纪英国读者去沉思基督徒生活中两个彼此关联的核心抽象事件：个体的“必死”（亚当后人原罪的一部分）和基督的“受难”（作为“第二亚当”的耶稣的自愿代为赎罪）。不同的是，关于基督受难的沉思意欲催生的情感是“爱”，关于死亡的沉思意欲催生的却是“恐惧”——因此，正如罗斯玛丽·沃尔夫所言，“受难抒情诗”的作者可以期待读者在运用想象力上的配合，而死亡抒情诗的作者却必须准备面对遮掩躲闪、自我保护的读者反应。如何成功地在读者身上激起某种他们并不想被激起的剧烈情感，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诗艺代替布道演讲，达到想要的训诫效果，是《当我双眼蒙眬》这类诗的作者必须回应的挑战。
本诗前半部分处理的是“死亡征兆”（Signs of Death）主题，这是一个在不列颠诸岛和欧陆都广为流传的主题，并拥有众多不同的散文和韵文文本。它在中古英语传统中的流行或许与它在《死亡文萃》（Fasciculus Morum）中的出现有关。《死 亡文萃》是一部14世纪初由英国方济各会修士以拉丁文写就的布道手册，其中包含50多首中古英语短诗，也是中世纪晚期最家喻户晓的文本之一（主要是通过倾听而非阅读），并有大量抄本传世。
“死亡征兆”的表述很可能起源于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预后集》（Prognosticon）中那些依据身体症状判断患者是否有望痊愈的段落，其初始语境纯粹是医学和病理学的。经过盖伦的翻译和评注，以及本笃会僧侣的悉心保存与爬梳，希波克拉底著作中对“死亡征兆”的罗列和解读自14世纪起就逐渐进入了英语抄本中——只不过往往不是作为医学文献，而是作为“死亡抒情诗”等文学文本的一部分。沃尔夫认为现存最早以英文写就的“死亡征兆”文本出现于12世纪的《沃斯特残篇》（Worcester Fragments）中，且是作为一首“灵肉对话诗”的序章出现，我们可以看出该残篇中对“征兆”的列举与《当我双眼蒙眬》的前半部分有多么类似：
他的双耳聋聩，他的视力衰微
他的鼻子塌陷，他的嘴唇皱缩
他的舌头失灵，他的官能失效
他的力气渐丧，他的双脚变凉。
《当我双眼蒙眬》在13世纪继承了描述“死亡征兆”的唱名传统，该传统也在14世纪《死亡文萃》中的一首中古英语短诗，以及稍晚的另几首死亡抒情诗中有所体现。但“死亡征兆”主题在中世纪绝非英语文学的专利。比如14世纪法语散文作品《巴黎家长》中叙述者的临终祷告：“到了那时，我的眼睛将沉浸在死亡的黑暗中，以致无法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明；我的舌头会被绑住，既不能向你祈祷，也不能叫你；我那可怜而又如此衰弱的心脏，将会因对地狱恶魔的恐惧而颤抖不已……”到了15世纪，或许是最杰出的中古法语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在《三审判之书》（Le Livre des Trois Jugements）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更简短也更生动的例子，并被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秋天》中引用：
死亡使他战栗，面如死灰，
鼻子扭曲，血管膨胀，
颈项发涨，肌肤松软，
关节和腱鞘肿胀。
就这样，《当我双眼蒙眬》前半部分发展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母题，移植了古希腊医理词汇，有效地将它们转化为对死亡之可见的、外在生理恐怖的历数。句式不变而简 短的尾韵对句铿锵有力，仿佛死神本人在冷酷地清点他的收成。然而，一个在中世纪欧洲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肉身的解体和腐烂并不仅仅发生在“死后”，而往往在“生命中”（intra vitam）就已出现，而尸体的腐烂分解不过是尘世肉身诸多不完美中的一种。譬如，意大利“谦卑会”平信徒诗人波恩文辛（Bonvesin da la Riva）于13世纪末用米兰方言写成的《三卷经之书》（Libro delle Tre Scritture），其中关于地狱的《黑经》就详尽地陈述了身体从诞生之时便污秽不堪的事实：“人出生于一堆恶心的内脏中，通过与各种污秽混杂在一处的血……世上的一切男女无论外表再美，无论高矮，即使是王后或公爵夫人，皮囊里头都一样龌龊……外表光鲜，内里腐烂”（《黑经》，第25—48行）。波恩文辛以一种类似佛教修“白骨观”的方法，时刻提醒读者：肉身在生前死后都一样污秽，而临终时身体所经历的呈现为“死亡征兆”的种种痛苦都是人类通过亚当之罪所继承的。
意大利贝加莫克鲁松教堂壁画，15世纪。《中世纪星空下》内文图。
亚当原初的坠落，坠离伊甸园，坠离神恩（fall from grace），人类大写的堕落（the Fall），每个个体从先祖那里继承的普遍的堕落——所有这一切都在《当我双眼蒙眬》的后半部分被汇总为一场想象中的“坠落”。虽然是想象中的下坠，诗中的每个物理细节却真实到无以复加：从床上（bedde）落到地上（flore），从地上落到裹尸布（here），从裹尸布落到棺材（bere），从棺材落到墓穴（putte）。并且这是一场必将发生的下坠，“我”所使用的将来时助词“schel”斩钉截铁，与其说是想象，不如说是一宗关于坠落的预言，一种无人可幸免的预言，在原型层面上对应着伊甸园中的坠落。对于这首诗的预设读者，一个生活在中世纪英格兰的基督徒而言，诗中的“我”即“我们”，即包括诗人和读者在内的每个人：“我们”终将下坠，作为个体，必须孤身一人坠入坟墓；作为物种，“我们”将并肩下坠，坠入死亡的荫谷，坠入晦暗的未知。
如果说以“畏惧死亡”和“鄙夷尘世”为主题的两类抒情诗主要是在形而上层面提醒人们死亡之必然，告诫人们必须放弃对物质的执着，那么以“死亡征兆”为核心主题的这些抒情诗则诉诸生理反应，将疾病与死亡所有毛骨悚然的细节巨细靡遗地披露在读者面前，构成一种更直观也更通俗的死亡心理建设。这些诗中描述的内容恰恰无须借助优雅的语言，反而是在短促、精确、口语化的语言中能得到最有效的表达。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唱名式抒情诗的警示作用对于大多数 普通人很可能是立竿见影的。
“灵肉对话”主题
上文已经提到，“死亡征兆”主题在《沃斯特残篇》中是作为一篇更长的“灵肉对话诗”的序章出现的。所谓“灵肉对话”（body and soul dialogue，亦称“灵肉辩论”），作为一个文类可以追溯至尼西亚公会（Council of Nicaea）之前的早期教父著作，在所有主要的欧洲俗语文学中都广为人知，并能在9至15世纪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中持续找到样本。譬如，比上述《埃克塞特之书》略早的古英语文学手稿汇编“维切利手抄本”（Vercelli Book）中就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灵肉对话诗”的典范《灵魂与身体Ⅰ》（Soul and Body Ⅰ）：“当然了，每个人必须为自己考虑灵魂所不得不历经的旅程/思虑死亡来临时是多么可怕——死亡将分开曾经结合为一体的亲人：灵魂与身体”。这首诗的一个更完整的版本《灵魂与身体Ⅱ》（Soul and Body Ⅱ）则被保留在《埃克塞特之书》中。
现存的中古英语“灵肉对话诗”有三种主要的子形式：灵魂单方面责备肉体的“演说式”、灵魂和肉体各得到一次说话机会的“指控—回应式”以及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个痛快的“辩论式”。以12世纪《灵魂对身体的演说》（“Soul’s Address to the Body”）一诗为代表，中古英语“灵肉对话诗”的篇幅一般都比较长，而它们与其古英语先驱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对话的时间几乎总是发生在死者刚断气不久——灵魂正要离开灵柩或墓穴里的身体、动身前往地狱前的“告别演说”。用《当我双眼蒙眬》中的诗句来描述，这类“对话”大致发生在“棺材已到大门口”（Whanne þe bere is ate gate）与“墓穴被封上”（And þe putt fordut）之间的某个时刻。灵魂在指责身体软弱堕落时，往往会历举一系列典型的“死亡征兆”来作为肉身道德沦丧的明证；身体则经常反驳说，一切都是因为灵魂没有指引它如何虔敬地使用五种感官。被归入死亡抒情诗的中古英语“灵肉对话”通常篇幅短小，并且以灵魂单方面指责肉体的“演说式”最为常见，比如以下这首只有九行的中古英语匿名诗作：
现在你啊，可悲的肉体，躺在灵床上：
你那些貂皮大衣去了哪里？
曾经一度，你每日换三次皮袄，
只要你乐意，可以叫天换了地，
你将像挂在枝上的树叶一样腐烂！
你大吃大喝锅中精制的菜肴，
你让穷人站在户外的霜雪中；
你不肯反思，好教自己变得明智：
所以，你现在失去了天堂的欢欣。
《现在你啊，可悲的肉体》这首短诗中灵魂对身体的责备可以概述为第二行中“今何在”式的问句：“你那些貂皮大衣去了哪里？”(Where bet thine roben of fau and of gris?）两个死亡抒情诗中的常见主题“鄙夷尘世”与“灵肉对话”在短短一首诗中同时出现，巧妙交融，共同训诫。类似地，上节所引《当我双眼蒙眬》在继承“死亡征兆”唱名传统的同时，在结构上对《沃斯特残篇》亦有继承：通篇采用的第一人称视角“我”，除了暗示此诗事关包括读者在内的“每个人”之外，同样可以被看作是“肉”的独白，是身体对灵魂之指控的回应和忏白，我们因而可以将整首诗看成一种“灵肉对话诗”的子类（“指控—回应式”），看作一篇更长但部分缺失的“灵肉对话诗”的后半段。换言之，《当我双眼蒙眬》中哀叹自己命运的一直是“肉”，而“灵”始终是缺席和噤声的，仿佛灵魂早已弃世而去。然而，全诗最后一行的谚语句式又仿佛出自灵魂，并且是灵魂在告别肉体时发出的迟来和最终的训诫：“我把这世界看得一文不值”（Of all this world ne give ic a pese），而“你”（肉体）早就应该把它看得一文不值，而不是等到“房子造在了……鼻尖上”（lyd min hous uppe min nose）——到那时，“一切都太迟”（al to late）。我们再一次看到，两大主题（“死亡征兆”和“灵肉对话”）在同一首死亡抒情诗中共存、交糅、有机榫合，带来了更有效的修辞、更多变的结构和更丰富的解读空间。
死神声称自己不会等待任何人，15世纪时辰书细节。《中世纪星空下》内文图。
“灵肉对话”类抒情诗通过想象“灵”在“肉”死亡后可能遭受的痛苦，直接回应了平信徒关于灵魂终极归宿的困惑，也为“如何为来生做准备”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答案：勤于反思、怜恤穷人、漠视肉体需求、用美德和良善指引人生，即《现在你啊，可悲的肉体》中“灵”对“肉”一切指责的反面。《黑经》第242—244行写道：“在末日审判那天，灵魂和身体一同被判有罪……身体和灵魂将一同在严酷的烈火中炙烤。”在整个灵肉对话传统中，无论二者如何激烈地从头到尾互相指责，或者像《当我双眼蒙眬》中那样，“灵”只在诗末作总结性训诫，一条植根于经源却易被忽略的教理是：本质上，灵与肉二者共同对个人来生的福祉负责，二者对于最终的拯救都是必需的，而永罚也必将同时殃及二者。即使脱 离灵肉对话的语境来细读《当我双眼蒙眬》，我们也不难感知到这一点，而这恰是叙事者“我”模糊的身份中所包含的释经学潜能所在。
对绝大多数中世纪英国人来说，对死亡以及死后灵魂归宿的焦虑是持续存在的，而思考死亡及其“三件伤心事”并为“万民四末”做准备，则是再早也不为过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准备工作是一种被教会垄断的产业，其提供的临终准备以圣礼为核心形式，以拉丁文为官方语言，以教堂或修道院的专业神职人员（牧师和僧侣）为主要主持者，为广大平信徒提供系统化的精神慰藉。由于教会内部腐败等多重复杂的历史原因，到了中世纪盛期，官方提供的这种制度化的临终准备不再是民众“死亡心理建设”的唯一途径。而12到15世纪间出自非修道院背景作者之手的（游方僧/修士或者普通平信徒）、以通俗简短的中古英语韵诗写就、因而能被普通人读懂和背诵的“死亡抒情诗”，则在文学语境中承担了这一职责。这些死亡抒情诗要求读者自主参与倾听、阅读、记忆和思考，从而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主动积极地为自己进行“死亡心理建设”，而不是仅仅在人生几个关键的节点（尤其在临终时刻）被动接受神职人员代表教会给予的自上而下的仪式性慰藉。
当然，作为后起者的俗语抒情诗，在写作中大量继承和借鉴了亡者日课等已有的拉丁文经学、神学与圣礼学资源，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这些拉丁文文本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对话。但在这些中古英语诗歌的字里行间，即使在最严肃的道德训诫中也溢出一种属于仍在伸展拳脚、茁壮成长的新语言的生命力，为普通英国人（无论是作为作者还是读者）以母语参与自己的心灵建设，并对自己的精神福祉承担责任提供了条件，也为英语作为文学语言正式登上诗歌史舞台做好了准备。因此，这些死亡抒情诗不啻是通向中世纪英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PS：本文选自《中世纪星空下》一书，原文注释从略。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包慧怡；摘编：张进；编辑：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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